李大钊说：“青年之文明，奋斗之文明也，与境遇奋斗，与时代奋斗，与经验奋斗。故青年者，人生之王，人生之春，人生之华也。”
站在一百多年之后回望五四，那个时代已不可复制，而一代代青年，始终于无声之处完成梦想与使命的传承。
“青春如初春，如朝日，如百卉之萌动”，恰逢五四青年节，让我们一起听广州院士们讲述他们的青年时代，看他们如何练就过硬本领，如何肩负家国情怀赋予的责任与信仰……
神经解剖学家，长期从事哺乳动物视觉系的发育、可塑性及再生研究。1948年1月出生，广东顺德人。1973年毕业于美国东北大学，1977年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。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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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苏国辉，我1948年出生在香港，我的爷爷因为战争的原因从广东去了香港，我的父亲也是在香港出生的，所以算起来我是第三代香港人，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，我家就是做点小生意,卖蔬菜供应给酒楼这些地方。
小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多，爸爸妈妈几乎没有时间管我们，我很调皮，常常在外面跟很多小孩去玩，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念书真的都不用功，因为都没有念书这个概念。我关注的都是怎样玩好，很调皮，但是在学校里面对老师还是很尊重的。我6年级毕业的时候，有位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四个字——“自强不息”，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句话，我现在跟大学生讨论的时候，都用这四个字来鼓励他们。
我读中学的时候也不是很用功，中学四年级的时候，那时的香港很流行摇滚乐队，我们就自己组成了一个乐队。我是主音弹吉他。我现在回想组成乐队的好处有几个，一是让我们养成了一个怎么样跟其他人相处的习惯，相互帮助、相互照顾；二是我们可以赚钱，比如其他人要开派对都会请我们去帮他们演奏，虽然赚的是小钱，可是我们也非常高兴。
中学毕业，我考虑去美国念书，我管事的大哥哥和我说‘我们家都没有人念过大学，我支持，可是我只能给你机票和一年的生活费，其他的你要自己想办法’。我想了想认为也可以，我就同意了。我后来到了波士顿，那个时候我开窍了，觉得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就开始非常用功地读书了，每天晚上一定在图书馆学习几个小时，把功课念好。
因为我念书比较用功，从第二年开始我就从学校里面拿到奖学金，并且还可以贷款，这就大大减轻了我的经济压力。我也开始找地方工作，那个时候我对遗传学比较感兴趣，所以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医学院跟遗传有关的一个实验室。
因为我工作干得不错，第二次去时，他们认为这个小孩子也挺机灵的，就开始让我干一些技术性比较高的活，比如做一些处理标本的事情，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神经科学了，才知道原来神经科学是这样一回事，后来，我开始帮一位神经内科教授做课题，这是一个比较小的课题，可以让一个本科生帮忙。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过程，我学习了怎么做研究，其次是学习了怎么做标本，再次是学习了怎么分析结果。后来我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那个时候本科生可以发表一篇文章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这对我后来能够进到麻省理工学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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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技术科学专家，长期从事建筑与环境声学研究。1947年5月生于福建泉州。1970年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建筑学专业毕业，1981年、1984年先后获清华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。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 " 我父亲吴秋山先生20世纪30年代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毕业以后，他留校在复旦任教。那时候他是一个在上海文坛很活跃的青年作家，出版过《茶墅小品》散文集和《秋山草》诗集，在当时的文坛很有影响。后来复旦大学西迁，我父亲回到福建省。1947年，我父亲在海疆学校任教的时候生下我，生下我不久，我父母亲因为当时平和有一个新民中学需要教师，就被政府分配到那里去任教，所以我大概从3岁懂事起就在平和度过我的童年岁月。 因为我父亲搞古典文学，是个文学家，又是个书法家，他对民乐也很感兴趣，所以我受他的熏陶，经常看我父亲在写书法，自己也练习描红。另外他也教我一些诗词格律跟音韵，比如说平平仄仄仄平平，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些格律，另外还有像一东二冬三江四扬这些音律，我小时候受他的影响，对这些很感兴趣。家里在国学和诗词方面藏书也比较多，我常看这些白香词谱，以及唐诗三百首等，也就学着写。我大概从初中就开始写一些诗词，所以诗词和书法一直是我一生的业余爱好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 本来我小时候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，也是立志要当文学家、当书法家。大概是在1959年的时候，当时漳州市成立了一个师范专科学校，因为我父亲以前在大学教过书，所以教育部门就把我父亲调到漳州师专当教师。所以我从1960年就转学到漳州一中。 我在初二的时候，当时党中央号召青少年向科技进军，受那么一个大背景的影响，像我当时在班上成绩都是最好的，也觉得应该响应党跟国家的号召，应该立志往科技方面发展，将来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。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，我从初中开始就把兴趣慢慢转向数理化方面发展。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，也看过很多像趣味物理学，趣味数学这些书。当时学校经常举办数学竞赛、物理竞赛，我从初三到高中，我在数理化方面下了比较多的工夫，也经常在这些数学竞赛上面名列前茅。当然我各科成绩都很全面，没有偏科的情况，因为本来我文科的底子就比较好。到1965年高考的时候，我当时是以福建省状元，而且是以全国总分最高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。 我当时只知道说要考清华大学，因为清华大学很有名，又是理工科最好的学校，但是具体要考什么专业，也没有什么想法，因为我父母亲都是搞文科的，他们也不可能给我一些咨询的意见。刚好我舅舅在福建省建设厅当工程师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就考清华建筑学，梁思成在那里当系主任，很有名。我想反正能考清华就好，所以也就听从我舅舅的建议，就报了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，也就如愿以偿于1965年考上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建筑学专业。 我到清华的时候，蒋南翔校长就把各省的状元都召集在一起，开了一个新生座谈会。当时我在座谈会上，就向蒋校长表示，我立志要当科学家，本来我还有点忐忑不安，觉得校长会不会批评我这个成名成家的思想，没想到蒋校长还很鼓励我，他说应该要有高远的志向。 1970年我们毕业被分配，我当时分配到西安铁路局的基建处。开始在线路桥梁大修队当普通工人，后来一年半以后，就被调到基建处的施工技术科当科员。 在那段时间，我坚持干什么学什么，需要什么学什么，坚持自学。因为我的数理基础比较好，所以自学也很有成效。我记得当时学了几乎所有的结构课程，比方说像钢筋混凝土结构，还有测量学等等，所以能够胜任铁路施工技术的工作。 " 鱼类生理学家和鱼类养殖学家。1934年11月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。195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。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 " 我是林浩然，1934年11月24日出生在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迈州村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。我的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他从小比较喜欢好学，得到亲友帮助，到北平求学，1936年，在当时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毕业，回来以后，就在海南海口教中学。在抗战时期，曾经在广西玉林的六万山农垦区当农业技术人员。 1938年，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侵占了中国华南部分，包括海南岛。我们一家坐着帆船，从文昌市漂流3天3夜，坐帆船漂流到了广州湾（即湛江市），当时我4岁，从此我就离开了家乡，再没有回到家乡生活。 当时我们先到了广西，又搬到贵州独山生活，后来又从贵阳迁到重庆，因为战乱，到了重庆，当时也没有念书，就在亲戚家里面住了半年。到了1945年，我们又搬到了南京，解放前，我们全家又跟着父亲跑到香港待了一段时间。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从1938年到1948年，这10年是我中小学学习的过程，我们一直在逃难，非常不稳定。 这一段时间，我自己的体会是，我的父亲他为了我们的生活，也为了子女的成长，他非常重视教育，所以当时我们逃来逃去，去了很多地方，但是都有学校念书，他都安排我去插班念书，父亲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视，因为他作为知识分子，觉得知识还是重要的，学习还是重要的，除了吃饭就是念书，所以虽然我一直逃难在比较辛苦的环境，但是学习没有中断。这也培养了我爱好学习、勤奋、刻苦，努力进取的性格。 香港生活费用很高，没有钱、没有工资是待不下去的，所以我父亲就鼓励我到广州来念岭南大学。岭南大学是很贵的，当时叫做“贵族学校”，学费、生活费负担很高，我父亲当时想了办法，就找了一个比较有名望的亲戚，写了封信给当时岭大的校长陈序经教授，说是能不能免我的学费，给我半工半读的机会，让我来岭南大学读书。当时岭南大学校长也非常开明，接受了我的申请，免了我的学费，给了我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，让我在岭南大学能够求学。从此我就进入了大学的校门。 1950年我进了岭南大学，当时我还不到16岁，在学生当中我是年纪最小的，当时家庭也比较贫困，能有机会上大学，自己也觉得很幸运，所以我学习很用功，很专心，同时在学校做一些半工半读的事情。 从1954年开始，我就在中山大学当助教，1959年就提升为讲师。当时有鱼类学的廖翔华教授，他刚从英国回来的。当时我觉得廖教授教学比较生动，比较新颖，所以他教的鱼类学对我很有吸引力，后来我慢慢选择了鱼类学作为我研究的方向，就跟着他学这个鱼类学。 " 地质学家、地质矿物学家、矿物物理学家与高压矿物学家，1934年10月出生于江苏镇江，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第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学院，获硕士学位，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" 我是谢先德，我1934年10月出生，我祖父在我的老家江苏镇江开了一个旅馆，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银行当职员，所以那时候家庭还算是比较殷实。但是很不幸的是，我母亲怀了我以后不久，我的父亲就去世了，在我6岁时，我母亲也改嫁了，从此以后，我就变成了一个既没有父亲、也没有母亲的孤儿。 我一直在我家门口的小学读到四年级，那时生活很困难，我祖父年纪很大了，祖母没有工作过，无奈我就到了镇江的一个孤儿院去读了五、六年级。幸亏有这样一个孤儿院，它不但能让我读书，而且有时候还能够拿到一点粮食或者其它的救济物品。 家里一贫如洗，当时不知道从孤儿院出来以后能不能再上中学，幸好那时镇江的一些民主人士和地方绅士办了一个私立京江中学，当时11个考生只取一人，我还是考进去了，而且免费让我读到初中毕业。 我家乡解放以后，家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，我能够继续地读高中。在京江中学读完高一后，我转到了江苏省立镇江中学，在那时候我也加入了青年团，而且担任了团的支部书记。 当时我们集中到无锡，国家号召高中毕业生一定要想办法考三个专业，一个是地质，因为当时国家需要矿产资源。第二是要求报考医学专业，第三是要报考师范专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当时是团支部书记，虽然我喜欢化学，但是我带头填了地质。后来我被南京大学的地质系录取了。 那个时候中国和苏联间有协议，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培养留学生，南京大学地质系我们这个专业两百人中也就只选出3个人，我幸运地考上了。在我们赴苏前，给我们做报告的是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，他说一个留学生每月要500个卢布，要多少个农民来养活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去学习，回来能够真正地建设国家。当时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。 我是1956年在苏联加入的中国共产党，我在我们城市的大学里面，我这个大学叫做第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学院，现在叫乌克兰国立矿业大学，那个时候我们城里大约有将近八、九十个中国留学生，有党支部。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被吸收为中共党员，应该说是在苏联的第一批。因为我当时是学生会的干部，那时候留学生中有很多东欧的留学生，德国的、保加利亚的、罗马尼亚的、波兰的很多，我经常组织交流活动，因为我的学习比较好，俄语也比较好，这样的话，跟他们交流，大家相处得都非常好。而且学校对我们中国留学生，除了学习上比较关心以外，还经常组织参观活动。 1959年6月底，我们都做了论文答辩，苏联的论文答辩是很严格的，事先论文要审查，要校外专家评议，最后还要有6到7位教授，来听取你的报告，最后给你评分。我们中国同学的评分都很好，我本人获得了优秀，我的毕业证书是带红字的优秀证书。 "
